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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科学与财富》杂志社

国内刊号:CN 51-1627/N

国际刊号:ISSN 1671-2226

邮发代号:62-151

出版周期:旬刊

出版地:四川省成都市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论文鉴赏

论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中的“归化”现象


发布时间:2021-03-08 阅读数:289

杨媛

摘要:中国现当代小说不断通过翻译的方式被介绍给英语读者,走向了世界。时至今日,不断增长的英译中国小说数量和销量,和近年来国际上的屡获大奖,似乎已经证明中国现当代小说对外译介的成功,但是,在被称为“成功”的外译小说译本中,出现了对原文大幅度的更改、删减、添加。这些修改基于何种原因,不经大幅修改的译本是否能得到传播,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小说 英译 归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6-0104-03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英译经历了数量由少到多、题材由单一到复杂的过程,近年来,经翻译后的小说也屡获国际文学大奖,这似乎说明中国现当代小说在海外传播的成功,也逐渐得到了西方文学体系的认同。但进一步观察这些译本后发现,在译本中,改写原文本以适应目的语文化为特征的归化策略仍然占了很大的比例,改变措辞,大篇幅删除章节,调整结构等诸如此类的大幅度改写已并不少见。似乎对中国现当代小说而言,必须接受大量的改动,才能得到英语文学的认同。然而,这样大幅度更改后的译文与原文已经存在较大差异,孙会军在对比了莫言作品葛浩文译本后就发现,“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经过改写的作品“故事内容的传达没有受到影响,但是英文读者在阅读译文时所获得的感受有时未免差强人意”。[1]

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入,还会有更多的作品需要被译介到国外。在未来,是否有可能实现保留中国小说的“原汁原味”的同时,扩大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本文将探讨这一问题。

一、原文的改写

马会娟(2013)在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學翻译现状和问题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中,长期存在着两种翻译方法,一为学术翻译中使用较多的“直译/异化”的方法及针对“一般大众的文学翻译”所使用的“意译/归化”的方法。[2]在以扩大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为目的的翻译中,适应大众品位的“归化”翻译是更常见的,为了让读者接受译文,使译文读起来通顺,对原文作出大幅度的更改似乎成为必要。

(一)转换措辞

出于文化充分性考虑,为更恰当地适应译入语文化,在译文中改变用词并不少见,但措辞无疑是原文作者写作手法的一部分,某些措辞的改变会违背作者的写作意图,改变原文精神。

美国作家、评论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评论《丰乳肥臀》时曾说:“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以社会对道德的严谨要求著称——引注)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因此,苏童和莫言兴高采烈地自由表现生理细节,其中往往伴随着性、出生、疾病及暴死。”[3]

厄普代克的评论或许并不客观,但作为美国知名评论家与作家,也能够代表英语读者的阅读品位。英语读者对中国作家表现中国民间生活状态的作品,特别是对其中描写生理、性的细节并不能接受。这种排斥的态度,造成了翻译中用词的更改,例如,余华长篇小说《兄弟》的开头由对厕所偷窥的细节描述,出于对英语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开头的12处“阴毛”大多译成了“public area”或“public region”。[3]

这种转换词汇,摆脱所谓“低俗”的做法为的是对英语读者习惯的迎合,使英语读者能够阅读到“优雅”的译文。但也削弱了原文所具备的黑色幽默色彩,原作家原本想要借此刻画的民间社会百态也不再入木三分。

(二) 删减原文

出于小说出版的市场前景,或是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出版社会要求译者删去一部分内容。

美国编辑Luann Walther在拿到余华《兄弟》的译稿时,也曾与余华商量删除一些章节,原因是美国读者不太接受太长的小说。[4]葛译莫言小说英译本中,“其中一两本被删去十分之一”。[5]葛浩文在交付《狼图腾》译稿后,编辑要求其将译文的“至少三分之一”删除,“先删了最后一章的那个论文”,“后来又删除了文中重复的部分”。[5]

(三) 更改叙事

Evan King翻译的《骆驼祥子》完全改写了老舍原著的结局,使结局由悲变喜。对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结尾添加大量描写文字,为的是改变原文“叙述手法的含蓄”。[6]葛浩文在翻译《红高粱家族》第五节时,将描写“我奶奶”出嫁场景的部分进行了顺序的调整,将原文的以心理活动为顺序的描写调整为以事件发展为顺序,以此适应英语读者的思维逻辑。

二、“归化”的因由

译本是两种文化博弈的结果。过于贴近译语文化的译文体现了两种文化在译本中力量的失衡,这一失衡或许由于以出版社为代表的赞助人的干预,也或许是由于译入语文学读者的审美意识,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英语文化社会所代表的英语国家综合实力。

(一)出版社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传播过程中,出版社承担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赞助人角色。赞助人(patronage)的概念来自于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指的是一些具有一定权利的个人或机构,他们可以促进或阻碍文学作品的阅读、写作和改写。(it will be understood to mean something like the powers (persons, institutions) that can further or hinder the reading, writing, and rewriting of literature. )[7]

译本在投入译语市场前,必须经过出版社编辑审阅。基于对图书销量和读者趣味的了解,编辑往往会要求译者和原作者对译文进行改写,确保译本销量,保障经济利益。而如果小说不能按照出版社要求进行更改,书籍就无法得到出版传播。例如上文提到,余华作品《兄弟》译稿被编辑要求删除章节,但因余华拒绝删除而放弃出版。[4]

出版社是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绕不过去的门槛。得不到海外出版社的赞助出版,译本的存在便毫无价值。单单由国外出版社决定,完全出于经济利益考量而选择、编辑译本的出版方法或许可以保证译本的销量,但并不能保证译本能够真实反映原作品的写作手法、内容和精神。而单一的由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方法虽然能保证作品较为完整,却不能保证作品在海外得到传播,李清柳和刘国芝在对现当代中国小说在美国图书馆的收藏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中国的出版社与美国的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同一部英译小说作品在美国传播范围也大大超过中国的出版社单独出版的英译小说。”[8]因此,近年来逐渐增多的中外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模式值得注意,正如王建开所说,中外合作出版的模式“在接受效果上肯定胜于各自为战的模式”。[6]

(二)译本的选择

读者是否接受,是一部作品能否得到传播的决定因素,而译本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的接受程度。

过去一段时期,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和交流的缺乏,使英语读者期待的中国文学作品都具有某些特點。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西方读者对反映意识形态差异的中国文学作品兴趣浓厚,一些国内“被禁”书籍在海外大量出版发行即可说明问题;另一方面,东西方思维逻辑差异巨大,具有典型东方思维的文学作品显得晦涩难懂。出于帮助读者阅读顺畅的目的,译者不得不改写原文中不符合英语读者期待的成分。

但近年来,一些选材新颖的当代文学作品得到了英语读者的关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麦家的密码小说《解密》讲述了从事破解密码特殊职业者的工作和人生。在翻译出版后,受到英语读者的欢迎,在海外市场屡创佳绩。上市第一天,该书就打破中国作家在海外销售最好成绩,冲破英国亚马逊10000名大关。企鹅蓝登集团还将《解密》收录进“企鹅经典文库”,使之成为首部进入这一文库的中国当代小说,麦家也成为继鲁迅、钱钟书之后作品被收入该文库的中国当代作家第一人。[9]

《解密》的成功并非凸显意识形态的差异,《华尔街日报》在书评《解密:智力的游戏》中写道:“一个朦胧的讲述者,借助访谈手稿和解密文件,从一种类似寓言的虚构故事,延伸到对冷战时期谍报领域的真实描绘,行文有诸如切斯特顿、博尔赫斯、意象派诗人、希伯来和基督教经文、纳博科夫和尼采等先师的文风手法。”[10]可见其吸引读者的是谍战、解密这样刺激读者兴趣的题材,再加上高超的文风手法。

该书译者为米欧敏(Oliver Sacks)和佩恩(Christopher Payne)。其译文质量较高,得到了大量的好评。有评论认为:“米欧敏的译文绝对是质量上乘的典范,完全保留了汉语的味道”。[11]

同为东方文化,日韩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成功或许也能给我们一点启发。韩国小说《素食者》(The Vegetarian)经翻译后登上2016年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作品内容怪诞,描写了一名韩国家庭主妇因噩梦而成为素食主义者的经历,颠覆了英语读者对小说写作手法和内容阅读期待,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冲击。在美国亚马逊网站,对该书的书评中输入搜索词strange(奇怪),出现了45条包含这一词的评论,搜索different(不同)出现了81条评论,有评论还将其与卡夫卡小说相比较。[12]

文化传播面对的是普通民众,因此,在选材环节就要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只有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作品,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也才有利于更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特征。

(三)文化背后的“硬实力”

英语文学作品的译入和汉语文学作品译出历来都不平衡。以图书版权的输入与输出来看,根据新华网发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自美国引进的图书版权美国6217项,英国2835项,加拿大156项;而全国输出到美国592项,英国421项,加拿大222项。[13]中英文读者对相互文化的需求可见一斑。

英语读者对自身文学的自信心理,造成了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观念,形成了对中国文学先入为主的态度,看似包容的世界文学体系实际也是以西方价值观念为标准的文学结构。这种差异和英语文学体系所表现出的强势态度,与英语国家长期以来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编辑总监、美国翻译家艾瑞克就说:“如果把文学传播这个问题放到更深广的文学因素以外的范围来考虑,我倒觉得真正影响文学传播的因素是非文学的,而不是文学的——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文学因素。这些非文学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14]

因此,要打破西方文学价值体系,使英语读者改变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苛刻态度,实现中国文学的向外传播,从根源来说,还是要让西方读者看到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

三、结语

在小说英译中,为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归化”策略或许是不得已为之的。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家地位逐步提高,我们应该持有民族自信和对中国文学的自信, 在翻译过程中逐渐改变策略,使更多“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上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增加我们的“软实力”。这一过程需要出版社以多方共赢为前提,与海外出版社合作,看到中国现当代小说题材的多样性,挑选普通读者感兴趣的、内容新颖的题材作品进行翻译。

参考文献:

[1]孙会军.葛译莫言小说研究[J].中国翻译,2014(5):82-86.

[2]马会娟.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J].中国翻译,2013(1):64-69.

[3]王侃.中国当代小说在北美地译介和批评[J].文学评论,2012(5):166-170.

[4]高方.“不能总是在当代世界文学舞台上跑龙套”——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N].中华读书报,2014-08-27:11.

[5]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学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1).

[6]王建开.国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的出版传播及研究方法刍议[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15-21.

[7]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8]李清柳,刘国芝.外文社版英译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传播[J].中国翻译,2016(6):31-38.

[9]蔡震.麦家《解密》英译本打破中国作家海外销售成绩[OL].http://culture.ifeng.com/redian/detail_2014_03/20/34958994_0.shtml.

[10]麦家《解密》走向世界的启示[OL].http://www.sohu.com/a/111096943_371652 .

[11]缪佳,汪宝荣.麦家《解密》在英美的评价与接受——基于英文书评的考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2):31-38.

[12]https://www.amazon.com/Vegetarian-Han-Kang/dp/1101906111/ref=sr_1_1?ie=UTF8&qid=1539135853&sr=8-1&keywords=the+vegetaria.

[13]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OL].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8-08/06/c_137370768.htm.

[14]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与传播——《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编辑总监艾瑞克笔访录[J].东方翻译,2014(2):33-37.

责任编辑:孙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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