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刘瑞雪

摘要：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旨在实现乡土文化的复兴、促进中国乡村的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又一次体现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性，贵州省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尝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究。笔者以高荡村为个例，通过对它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并借鉴国内外乡村建设成功的案例，总结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普遍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乡村振兴 传统村落 高荡村 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6-0228-02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目的在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描述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问题，但是乡土文化本就是以传统村落为载体的，而乡土文化的复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和主要内容之一。

对于2013年提出的“美丽乡村”建设而言，此次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无疑是最重要最有利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美丽乡村”建设毫无疑问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贵州省传统村落的发展现状

由于贵州省的经济较落后，所以很多少数民族村落在城镇化进程中得以保留下来，它们是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是贵州省非常宝贵的财富。截至目前，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总数为4153个，贵州省共有545个，占全国名录总数的13.12%，位居全国第二。这些传统村落在历史、文化、经济、艺术、科学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很多村落由于管理机制不健全、保护体系不完善等原因正面临着各种问题。贵州省针对传统村落保护也作出了不同尝试，于2017年8月3日通过了《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这类条例法规在全国范围内属首次出台。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任务与要求，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突出特色、科学规划，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政府主导、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的原则”。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更为贵州省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大方向。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来在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开发等各项政策措施的实施过程中，贵州的诸多传统村落各种问题逐渐凸显，过度开发、“千村一貌”、规划不合理、管理不到位、村民缺乏参与性、保护意识淡薄等问题亟待解决，只有解决这些问题，传统村落才能走上稳定、持续、良性的发展之路。

二、高荡村的发展现状

高荡村隶属镇宁县，距离县城约12公里，坐落于黄果树上游的桫椤河之上，依山傍水，是一个环境优美、保存完好的布依族村寨。高荡村始建于明代，石木穿斗式特色布依族民居——石板房、古堡、营盘、石拱桥等古建筑保存相对完整，为研究布依族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样本。高荡村以其独特的少数民族特色风貌获得“贵州30个最具魅力民族村寨”“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称号，同时，贵州省政协书画院将它列为创作采风基地，2013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近些年，当地政府对高荡村进行了规划与建设，新修公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旅游，期望利用旅游开发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在逐步转型过程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1）笔者于高荡村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0%家庭有外出务工人员，大部分青年人外出打工，留下的老、弱、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没有足够能力对村落进行管理，或对所居住的房屋进行修缮保护，高荡村内部分房屋闲置无人居住或有损毁无人修复。

（2）部分本地居民认为对高荡村房屋的保护应以重建为主。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他们对自身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缺乏自信，保护意识淡薄，很多人追求新建洋房，再将房屋外壳装成“石板房”的模样，或者在原有房屋基础上强加现代住房的元素，这样的“假石板房”在高荡村不乏看到，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村落的整体风貌。

（3）乡村旅游过度无序的开发，一味迎合游客的需要，逐渐使传统村落失去了原本的特色。如，在入口处沿河新建了搭满红色帐篷的烧烤区、核心保护区外围很多新建的房屋被改造成了服务游客的农家乐，等等。

（4）村民对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缺乏积极性与责任感，当地政府与村民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往往使得村落的规划与管理举步维艰、收效甚微。

三、国内外村落保护与发展成功的案例研究

（一）日本的乡村建设

日本的乡村建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的“新农村建设”，这一阶段以农业振兴为主;第二阶段是19世纪60年代，这一阶段以经济发展为主，旨在缩小城乡差距、均衡发展，称为第二次“新农村建设”;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旨在发掘乡村的更多魅力和价值，重振日趋衰败的传统村落。日本三个阶段的乡村建设可以说是成功的，它逐步缩小了日本的城乡差距，挖掘了乡村更多宝贵的价值。

纵观日本乡村建设的历程，可以发现其在乡村建设的法律体系支撑、乡村多元价值挖掘、建设主体组织形式三个方面有独到之处。[1]首先，日本的乡村建设有着完整的法律保障，针对性地对乡村建设的主要问题作出明确与规范，让相关工作有所依。其次，日本乡村建设注重多元价值的充分挖掘，从乡村的产业、文化、景观生态等方面寻找其独特的价值并加以营造，使乡村拥有更大的吸引力。如20世纪60年代的“造街运动”中，众多传统村落的历史街区、建筑和景观得到了保护，而不是繼续衰败;70年代的“造乡运动”通过全面保护、发掘民间传统文化，使本地居民作为参与者获得了家乡荣誉感，也从中找到精神的家园，减少了城镇化给乡土世界带来的冲击，保留了乡土文化所特有的艺术魅力与人文情怀。[2]

总之，日本的乡村建设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功，前期离不开政府的正确引导、法律的保障等，后期则离不开村民自发的参与、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村民的积极性与荣誉感使得更多乡村的隐形价值被挖掘，这为乡村持续、良性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

（二）郎德苗寨

郎德苗寨是贵州省内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相对成功的一个案例，它与贵州其他传统村落在自然条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存在更多的共性，其发展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郎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位于雷公山麓的丹江河畔、望丰河下游，距雷山县城约17公里，全寨分为上寨和下寨，通常我们所说的郎德苗寨是指主要对外旅游接待的郎德上寨。

1986年，国家文物局将郎德上寨列为全国首个露天苗族风情博物馆，1987年郎德苗寨的村委会开始引导全村村民投入到旅游接待中。村委会领导班子发扬集体智慧，创造性地将人民公社中实行的工分制加以改造并应用到旅游发展中，逐步形成“社区主导、全民参与”的独具郎德特色的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模式。[3]从郎德苗寨的发展模式中可以看到，它主要是依靠村民自身的力量来进行管理，村委会只是作为村民的代表对共有资源进行管理和经营。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在旅游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形象宣传及旅游市场规制等方面进行主导和把控，都是一些宏观层面的引导和监督。[4]

郎德苗寨创造性地采用工分制的模式，成功调动了村民投入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且充分尊重本寨村民的意愿进行发展，自主经营、自主管理，在满足村民经济利益的同时，使民族特色文化得到了传承和保护。

四、对国内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思考

通过国内外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成功案例的借鉴，结合对高荡村的保护与发展的现状研究，反观国内传统村落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思考：

（1）村落“空心化”是目前存在的最关键的问题，大量的农民工远离家乡进城务工，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使得传统村落日益衰败，传统文化也难以得到传承及延续。因此，挖掘传统村落价值、创造新的产业类型（包括旅游产业）、提高村民收入、留住外出务工人员才是当前保证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最紧迫的任务。

（2）增强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是最首要的任务。只有使当地村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性，增强自信心，才能使其自发地加入到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行动中去。

（3）当地政府应正确理解“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深入挖掘并保留传统村落的特有文化，针对性地进行合理的村落规划及管理，避免“千村一貌”现象的出现。

（4）对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重要的传统文化要尽可能保留，避免过度的旅游开发，防止一味迎合旅游需求而造成的传统文化变迁，使传统村落变了味。

（5）鼓励以活态传承的方式进行传统村落保护。居民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也应是最适合的“守护者”，因此，村民的参与性保护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最理想的方式。

五、结语

高荡村作为传统村落仍处在发展的未成熟阶段，而贵州省这类的传统村落还有很多，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研究任重而道远，在乡村振兴的战略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合理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推动我国的乡村建设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国恩.展现乡村价值的社区营造——日本魅力乡村建设的经验[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1）.

[2]姚远.日本市民运动时代的社区营造[J].沪港经济，2008（11）.

[3]李欣华，吴建国.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J].广西民族研究，2010（4）.

[4]陈志永，吴亚平，费廣玉.基于核心力量导向差异的贵州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比较与剖析——以贵州天龙屯堡、郎德苗寨和西江苗寨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1（23）.

责任编辑：孙瑶

编辑整理：科学与财富杂志社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