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黄岳 马海林 王骄阳

摘要：探究道德推脱对共情和校园欺凌的中介作用。以共情量表、道德推脱问卷，校园欺凌问卷为测量工具，对方便取样的443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表明共情和遭受校园欺凌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道德推脱在共情和校园欺凌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共情通过道德推脱影响校园欺凌。本研究的发现对预防学生校园欺凌行为有重要的理论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共情 道德推脱 校园欺凌 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D669 G6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2-0018-03

一、引言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校园欺凌的高发期。近几年来，校园欺凌现象被研究者所重视，它对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通过对比不同学习阶段校园欺凌报道的次数，发现中学阶段的校园欺凌事件尤为突出（耿淑娟，杨书胜，2017）。大量的研究显示，校园欺凌会对欺凌双方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受害者遭受到欺凌者的殴打，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的身体创伤。何怀金（2017）等人的研究证明校园欺凌行为发生频率越高的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越低，身体健康感受、意志力、同伴关系越差。另一方面，也会给欺凌者造成影响：多数人认为，欺凌者大都学习能力不强，且缺乏良好的行为模式，造成欺凌者的社会化障碍。由于他们在校表现不佳，容易与授课教师发生冲突，导致师生关系疏远，造成欺凌者的成绩难以提高。欺凌者自我调控能力弱，遇事容易激动，常通过猛烈的动作表达、调适自己的情绪，使欺凌者降低自己的共情（Mynard，Joseph，1997）。已有研究证实，校园欺凌会使受欺凌者缺乏安全感，变得更具有攻击性。欺凌者更容易出现严重的行为问题，且在成年后的犯罪率是正常人的4倍（Kupersmidt，Coie，1990）。这都表明中学阶段的校园欺凌已经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为科学有效地减少和避免校园欺凌的行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非常有必要探究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本研究从共情出发，拟考察其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及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

1.共情与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关系

近几年，校园欺凌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校园欺凌最早由Olweus提出，欺凌是指一个学生长期反复暴露在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消极行为中，欺凌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长期性多重的事件。我们强调的校园欺凌以传统欺凌为主，认为校园欺凌是由欺凌双方引发的一种长期的、多发的欺凌现象，通过肢体伤害、言语欺凌、关系排斥等方式，对欺凌双方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上伤害的行为。由于校园欺凌常表现出其行为的攻击性，在导致攻击性行为的诸多因素中，“共情”往往成为解释攻击行为的原因之一;并且国内外诸多研究均表明共情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章恩友，陈胜，2016;Ayhan，Suskan& Yildirim，1996）。因此，共情和校园欺凌存在重要的联系。共情（Wang，2017）是指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情绪状态或情境，包含同情、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三个维度，又被称为EMS。已有研究表明，共情和同情可以帮助人们规避风险和危险、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他们的表达能力并促进亲社会行为;缺乏共情和同情可能导致个体产生退缩、冷漠及攻击行为（高雪梅，翁蕾，2015）。大量研究证实共情与攻击行为的关系：Miller和Eisenberg（1988）通过元分析发现，共情与攻击、外化障碍和反社会行为呈负相关。Jolliffe（2006）等发现欺负行为与低共情关注能力有关，缺乏共情个体可能会具有高反社会行为，且持续于儿童期和青少年期 （Hawes， Dadds，2012）。虽然已有的研究没有直接指出共情与校园欺凌的关系，但校园欺凌作为一种特殊的攻击性行为，其本身具有的逃离性、反社会性（周佳，马巧玲，2017;Giroux，1996）。我们有理由相信共情是影响校园欺凌的重要因素。

2.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目前，我国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欺凌的成因、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方面，缺乏内在机制的认识，对校园欺凌的解释和指导措施存在不足。为了更好地解释校园欺凌和提供校园欺凌的理论指导，我们需要探究影响校园欺凌的内在机制。在文獻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拟引入道德推脱，考察其在共情与校园欺凌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已有研究表明，共情作为一种高级的认知过程，受道德认知的影响。Bandura（1999）等人的研究认为，道德认知是受到个体的道德行为标准控制，且道德推脱会对道德认知产生影响。他提出大多数人都建立了自己个人的一套道德行为标准，这些行为标准引导着良好的行为，抑制不良的行为，如内疚和自责。但当道德推脱使自我调节失效时，个体便不会产生不良情绪。因此，道德推脱作为道德认知的重要部分，与共情有着一定的联系。道德推脱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害者痛苦的认同。研究证实，共情通过影响道德推理形成一种“合力”，进而影响个体道德决策，既共情同道德推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余宏波，刘桂珍，2006;李晓明，2012）。

大量的研究表明，共情能力会对道德推脱水平产生影响，而道德推脱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攻击性行为，从而导致个体产生欺负行为（Nancy Eisenberg，Natalie D.Eggum Giunta，2010;Jian Bin Li，2014）。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共情会负向影响道德推脱，既共情水平高的个体更不易通过对不道德行为的重新解释来推卸责任，从而摆脱内疚和自责，而道德推脱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作出不道德的行为，产生更多的攻击行为和欺负行为（王晓，2014;余规，2012;杨继平，2014;Detert，2008）。由此可见，共情水平低的个体会通过道德推脱摆脱内心的自责。也就是说，共情通过负向影响道德推脱，使共情水平低的个体在产生不良的道德行为时，会运用道德推脱降低自己的道德不适感，从而使个体无法认识、感受到不良行为引发的自责、内疚。以上的研究表明，道德推脱可能在共情对校园欺凌的影响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道德推脱显著中介共情与校园欺凌。

二、方法

1.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西北地区两所普通中学443名学生为被试，获得有效问卷419份，问卷有效率94.58%。有效被试中男生198人，女生221人，所有被试平均年龄为14.69岁。

2.研究工具

（1）共情。共情量表采用王阳（2016）修订的H.Vossen的问卷。MES包含3个维度，同情、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总共12个条目。量表采用从1分（从不）到5分（经常）的5点记分，无反向计分。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38。

（2）道德推脱。采用杨继平、王兴超（2010）回译了 Capraraetal.（2009）编制的公民道德推脱问卷，分为 8个维度，共32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由“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61。

（3）校园欺凌。采用David Finkelhor编制的aggravated peer victims—APV问卷作为核心问卷，分为6个因素：伤害、武器、偏见内容、性内容、多个罪犯和多个情境。共10道题目，量表采用2点计分，“是”为2分，“否”为1分。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70。

（4）实测过程。以班级为单位，在学校计算机教室进行团体施测。数据采用spss21.0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

1.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

根据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结果发现APV和MES存在显著正相关，道德推脱和APV、MES存在显著负相关。同时发现，年龄和EMS存在显著负相关、和道德推脱存在显著正相关（见表1）。

2.道德推脱在MES和APV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研究假设，结合变量间的相关，以MES为自变量，道德推脱为中介变量，APV为因变量，进行中介分析。结果发现，道德推脱起完全中介作用，并解释总效应的72.38%，即MES必须通过道德推脱才能影响APV（见表2）。

四、讨论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MES和遭受校园欺凌存在显著正相关，即共情会对校园欺凌行为产生影响。马境（2018）也在研究中发现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与小学生校园欺凌旁观者的行为显著相关。道德推脱的完全中介作用是指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条件下，共情不能直接影响欺凌行为，而是通过控制道德推脱来影响校园欺凌行为。已有文章指出，“道德推脱”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机制表现两种：对外为欺凌者“道德推脱”中的自我麻痹，对内为通过对不道德性进行遮蔽，从而抑制、消解内心的愧疚与不安，通常采用的方法为道德认知偏离、道德责任推脱和道德情感冷漠（全晓洁，2017）。这同时说明了为什么道德推脱与遭受校园欺凌成负相关。因此，未来可以通过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感，从而有效预防学生遭受校园欺凌行为，为减少校园欺凌行为奠定基础。

本次研究揭示了共情影响校园欺凌的机制，对预防和减少校园欺凌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首先，本研究提示校园工作者要重视共情，而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共情在下降，因此要加强学生多方面的发展。其次，道德推脱在共情和校园欺凌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道德推脱越高，欺凌行为越多。因此，校方要加强道德素质培养。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

其一，由于受研究样本的数量和来源影响，研究结果对中学生人群缺乏普遍意义，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多渠道来收集更加全面的数据。

其二，本研究以传统校园欺凌为主，未能涉及网络欺凌，对于校园欺凌的研究不全面，未来研究可以增加网络欺凌，来验证体验回避的调节作用。

其三，本研究只控制了性别、年龄、对模型的影响，未来可进一步控制其他因素。

参考文献：

[1]高雪梅，翁蕾，周群，赵偲，李芳. 暴力犯的疼痛共情更低：来自erp的证据[J].心理学报，2015，47（4）：478-487.

[2]何怀金，钟冬梅，龚春燕.初中校园欺凌的危害及成因分析[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7，33（5）.

[3]李曉明，傅小兰，王新超.不同道德评价取向对企业道德决策的预测作用[J].心理科学， 2012，35（5）：1154-1158.

[4]马境.小学生校园欺凌旁观者的行为与共情、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8.

[5]全晓洁，靳玉乐.校园欺凌的“道德推脱”溯源及其改进策略[J].中国教育学刊，2017 （11）：91-96.

[6]王兴超，杨继平.中文版道德推脱问卷的信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2）：177-179.

[7]王兴超，杨继平，杨力.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7）：1092-1102.

[8]王晓.初中生共情与道德推脱对助人行为的影响[D].河南大学，2014.

[9]余宏波，刘桂珍.移情、道德推理、观点采择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进展[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2（1）：113-116.

[10]余规.青少年道德脱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广州大学，2012.

[11]杨书胜，耿淑娟，刘冰.我国校园欺凌现象2006—2016年发展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17（3）：458-460.

[12]周佳，马巧玲同伴依恋路径下的校园欺凌干预[J].教学与管理，2017（10）：29-32.

[13]Ayhan，H.，Suskan，E.，&Yildirim，S.The effect of nursing or rampant caries on height， body weight and head circumference[J].Journal of Clinical Pediatric Dentistry，1996，20（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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