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韩国的传播与研究

吕娜 贾世秀

摘要：中韩两国自古以来交流密切，韩国一向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也很早就受到了《诗经》的影响。力图通过考察《诗经》在韩国的传播和研究情况，探索《诗经》对韩国文学、语言、教育、建筑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促进《诗经》跨文化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诗经》 韩国 传播 研究 影响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1-0057-03

一、《诗经》在韩国的传播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世界文化和文学的殿堂中当之无愧地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中韩两国特殊的地缘关系和长期密切的政治文化交流，韩国的文化，特别是文学当中很早就融入了《诗经》文化因子。《诗经》的东传有信使记载，“早在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一些朝鲜人背诵《诗经》《书经》和《春秋》等”。[1]另外，陈尚胜在《中韩交流三千年》一书中也提到朝鲜人在三国时期已将《诗经》作为他们的基本教材。[2]《诗经》从传入朝鲜到被广泛接受并背诵，必定要经历一段时间和过程，由此推论，《诗经》可能早在公元前就已经传入朝鲜半岛。

据旧唐书记载，高句丽“俗爱书籍”，而所读之书首先就是五经。又于公元372年设立了国家机关太学，《毛诗》成为其中的教育内容。其中的《毛诗》指的便是《诗经》。据中国《南史》和朝鲜《三国史记》记载，公元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百济王朝也曾派学者去给日本皇子讲授五经。公元765年，新罗王朝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目之一。[3]

公元958年，高丽光宗采纳侨居高丽的中国后周文人双冀的建议，建立了科举制度，其中将《诗经》定为士人考试科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国学》云：“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基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而用之。”[4]睿宗4年（1109），高丽王朝的国学分为七斋，其中经德斋主修《毛诗》。睿宗曾多次亲临清燕阁要求讲授《诗经》。

李氏王朝于1392年建国之后就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热心倡导中国学术，从中国输入大量汉籍。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1419年（中国永乐十七年）世宗即位，依地方官署之求，刻《四书五经》等经书布于成均馆、校书馆、四部学堂以及地方官署。”[5]到了明代，图书交流仍然是中朝双方往来的重要内容。尤其在永乐年间，朱棣几次赠书于李氏王朝，其中包括《四书》《五经大全》等朱子学经典。清政府也将许多汉文典籍赐给朝鲜使团，并由他们带入朝鲜，其中以雍正、乾隆时期赠书最多。

由此可见，汉文化和汉字被引进朝鲜半岛之后，讲学《诗经》在朝鲜半岛形成一股强劲的研学风气，延续数个世纪之久。《诗经》在现、当代韩国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韩国有85所大学开设了中文系，为学生开设必修或选修《诗经研究》的课程，开课年级一般是大学3～4年级，课程名称为《诗经》或者《诗经讲读》，大部分大学将学分定为3学分。[6]

二、《诗经》在韩国的研究

从研究内容来看，韩国对《诗经》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经学角度，二是文学与文化角度。首先研究诗经学的韩国学者主要有金兴奎、金周汉等。金兴奎是韩国诗经论研究的奠基人，发表了《正祖时代的诗经讲义》《茶山丁若镛的诗意识与诗经论》《朝鮮后期的诗经论与诗意识》等文章。著名学者金周汉发表的文章多是对韩国《诗经》研究史的梳理，虽然内容上各不相同，但主线是对古代朝鲜学者学习和接受汉、金文学，特别是汉儒的诗学理论观点进行的考察，因此各文章之间又具有内在统一性。其次，从文学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主要是考察《诗经》的思想内容、风俗观念、教化作用、语言特色及引用情况等。研究诗经的论文中对“国风”的研究最多，如《沈大允的国风论：以<诗经集传辩证>为中心》（1999）;关于《诗经》思想内容方面的论文，如权志妍的《诗经行役诗》（1995），沈雨一《诗经》中所体现的家庭伦理研究（1999）等。这些学者都为《诗经》研究作出了贡献。

从研究方法来看，自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韩国学者在研究《诗经》时将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西方一些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学者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并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韩国学者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有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历史学研究方法、文艺学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接受美学以及原形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西方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其中以比较研究居多。

从论著的数量上看，据统计，从1945年至2010年出刊的译本有12册、著作9本、学术期刊论文75篇、博士论文26篇、硕士论文48篇等。[6]其论著总数远远比不上同时期中国《诗经》研究的文学成就，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相当可观的。

三、《诗经》对韩国产生的影响

《诗经》自传入朝鲜半岛之后，不仅对朝鲜封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朝鲜的文学、语言、教育、建筑等方面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诗经》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首先《诗经》对朝鲜上古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首诗分别是《黄鸟歌》《龟旨歌》与《公无渡河》（又名《箜篌引》）。但歌词的原词已经失传，都是后来被人们译成汉文的。

偏偏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与其归？（《黄鸟歌》）

龟何龟何，首其现也，若不现也，燔灼而喫也。（《龟旨歌》）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坠河而死，当奈公何？（《公无渡河》）

上述三首诗歌基本上采用了《诗经》中常用的四言四句体，只有《龟旨歌》的末句是五句，但这也同样能体现对《诗经》诗体的接受。因为《诗经》的诗体形式虽然以四言为主，但也是灵活多变、篇无定章的。从创作年代来看，《黄鸟歌》和《龟旨歌》分别创作于公元前17年和公元42年;《公无渡河》创作的具体年代不详。从诗歌性质来看，《公无渡河》是一首平民创作的抒情诗歌，属于“风”;《黄鸟歌》是贵族阶级琉璃王创作的诗歌，属于“雅”;而《龟旨歌》是祭祀祈求神灵的诗歌，属于“颂”。这三首歌比喻恰当，对仗韵脚严谨，将思想感情寄寓于事实陈述中，反映出作者具有很深的汉语功底，更能说明作者对《诗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

这三首诗歌虽然有学习和模仿中国古诗进行创作的痕迹，但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结合朝鲜民族自己的特色，形成为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因此在朝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文学的题材、主题思想和内容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诗经》对韩国语言的影响

《诗经》语言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影响了中国的语言系统，还影响了韩国的语言系统。韩国语当中有很多词语或句子来自于《诗经》，现在仍在广泛使用，如??（嫉妒）、??（休息）、??（衣服）、??（安息）这样的词汇，????（战战兢兢）、????（窈窕淑女）、????（万寿无疆）这样的四字成语都来源于《诗经》。据统计，韩国的《古四字成语》与《国语词典》中收录的词汇当中来源于《诗经》的四字成语有51个，词汇有183个。[7]虽然很多词汇或四字成语的原意在韩国至今仍在使用，但由于历史、文化、教育、风俗等原因，有些四字成语在形态上或含义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具有韩国鲜明的民族色彩。如 “????（偕老同穴）”“??（罔极）”“??（总角）”这几个词就已经深深印上了韩国的民族印记。

????（偕老同穴）的意思是生时一起活到老，死后一同埋入坟墓。这个成语只在韩国使用，在中国类似的成语是“白头偕老”“百年偕老”。在韩国也有“????（百年偕老）”这个成语，但只是强调夫妻一起活到老，而不像“????（偕老同穴）”那样更强调夫妻间深厚的感情。再比如韩国历史剧中经常会出现“??? ??????（皇恩浩荡）”这句话，其中的“??（罔极）”即源于《诗经》。《诗经》中有7首诗歌中出现了“罔极”这个词语。“罔极”在《诗经》里原意是“不良”，后来词义发生了变化，表示“无极或无限”。在韩国语中“??”和“??”已经成为固定搭配，除了出现在历史剧中，一些主持人、演艺界人士在娱乐节目中也经常使用，用于称赞“关心和照料别人的人”。此外还有“??（总角）”这样在中国已经消失而在韩国却广泛使用的词语。“总角”在《诗经》中指的是“未成年者，小孩”，因为古时儿童束发为两结，向上分开，形状如角，故称总角。在古代韩国，未婚男子要留辫子，结婚时要将头发盘在头顶上，作为成年的标志，所以在韩国“??（总角）”指未婚男子。

由此可见，在韩国使用的一些《诗经》中的词汇大体上与中国使用的含义相同或相似，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有一些词汇在形态上或含义上已经发生了变化，融为韩国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诗经》对韩国道德教育的影响

《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中蕴含的道德精神和人文精神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即读了《诗经》，可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使其品德端正，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

《诗经》中的很多诗篇都浸透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思想，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甚至因此称《诗经》为“伦理的咏赞集”。韩国也非常强调《诗经》的教化作用。“教化”就是“道德教育”。韩国学者宋昌基指出，当今社会中的自由、平等、和平、进步、幸福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与《诗经》中的“正”的精神一致。因此，《诗经》以及孔子根据《诗经》所总结出的诗教“仍有积极的现代意义”。[8]

在韩国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伦理教育课程。在小学开设的伦理道德教育课程的名称是“正确的生活之道”，从个人、社会、生活三個角度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在中学的伦理道德课程中主要内容一般是人际关系和各种礼节;高中阶段的“国民理论”课程中一般会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大学也开设“国民伦理”课程，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将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与自身独立民族意识相结合，奠定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诗经》作为传统的文化资源所具有的修身立德意义在韩国得到了高度重视和继承，在培养青少年健康向上的道德情操方面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四）《诗经》对韩国建筑的影响

景福宫是朝鲜王朝时期建造的宫殿，其得名即来源于《诗经》。《诗经·大雅·既醉》中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福德”的诗句。在诗经里以“景福”为名的诗歌共有七首，分别是《小雅·小明》《小雅·初茨》《小雅·大田》《大雅·旱麓》《大雅·行苇》《大雅·既醉》《周颂·潜》。这些诗歌中“介尔景福”的意思是“世世代代永享福禄和祥瑞”，即祈求神灵赐福。

景福宫南面是正门光化门，光化门与勤政门之间是“兴礼门。“兴礼门”和“弘礼门”的“礼”指的是礼仪、礼貌和礼节。“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习俗和仪式，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和道德理念。“仁、义、礼、智、信”是儒教最基本的哲学思想，也曾是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韩国的统治纲领。这些儒教思想在韩国主要建筑的名字中也有体现。首尔有四座城门，分别是东大门“兴仁门”、西大门“敦义门”、南大门“崇礼门”，北大门“弘智门”，这正是儒教思想中提倡的“四德”。韩国人在每个德目前面都加上了一个动词，旨在告诉人们重在实践。此外，位于首尔市中心的钟楼被授予“普信阁”的称号，此“信”和“四德”相结合，正是汉朝儒教所主张的“五常”。

综上所述，《诗经》不仅对韩国的文学、语言和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韩国的建筑物当中也含有《诗经》的影子。

四、《诗经》在韩国传播与研究的特点

韩国在研究《诗经》方面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但因《诗经》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比较长，传播的范围也比较广，韩国学者在研究《诗经》时与本土意识相结合，对原有的思想有了新的发挥和创造，所以韩国的《诗经》研究又形成为自己的特色。

（一）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

虽然韩国无论在语言、文学、文化等方面都受到《诗经》的影响，但因社会背景、历史发展过程、风俗文化等不同，又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点。由于韩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战乱频繁，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当时的朝鲜人民家破人亡、颠沛流离，战争给人们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创伤。这种对“民生多艰”的体会和感悟逐渐形成一种民族性的感怀情绪，沉淀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为一种“哀而又伤”的情感基调。如前面提到的三首上古时期诗歌《黄鸟歌》和《龟旨歌》和《公无渡河》，就是在深刻理解和把握《诗经》创作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朝鲜民族自身的特点形成为独树一帜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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