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的文本肌理结构

赵程

摘要：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虽然属于典型的历史叙事作品，但是并不能由此说明转喻的文本构成模式在作品中占到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受中国古代历史意识“通”“变”“具象思维”“情感介入”四个方面特点的制约，史传文本中的隐喻和转喻两种文本肌理形成了平分秋色、相得益彰的局面。通和变的史观决定了历史叙事在时间和因果关系上的转喻，具象思维和情感介入生成了历史叙事在形象和审美关系上的隐喻。最终解释了史传文学具有文学与史学二重性质的深层原因是隐喻与转喻两种话语生成肌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史传文学 隐喻 转喻 历史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0-0097-04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作为叙事文学本质上属于文本话语，而文本话语构成系统最底层的则是语言结构。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肇始于瑞典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以及他的专著《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发现了语言实质上是一种二层符号装置，而符号在语言装置上的排列原则就要涉及两类最基本的动因，即选择与组合。[1]因此，语言符号这样的基本组成规律可以划分为两大基本关系，即横组合关系与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是语言符号在历时性上的线性排列，能够生成语言的最基本意義。纵聚合关系是语言符号停留在独特线性位置上的可替换相似群。索绪尔正是在这个角度解释了人类语言最本质的意义生成机制。1956年，俄国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将索绪尔提出的语言装置二层性延展到文本话语的视域中。如前所述，话语文本同样是由基本语言符号多重排列层级叠加而成，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着语言符号乃至高层级意义上的词语、句子、话语群的组合关系以及聚合关系。雅各布森将其解释为“隐喻”和“转喻”两种文本语言的底层肌理。[2]隐喻在文本话语的意义上说是一种标记符号间的相似性，其所蕴含的是被替换的属性，转喻在文本话语上的意义则是一种符号间的联系性，其所蕴含的是与邻近符号间相继的联想意义。从语言的线条性上说，话语文本与语言符号的排列一样都要附着在时间轴上，呈先后状态的线性关系。这条时间线就是各句段符号组合的历时性向度，转喻就是在这条线上延展的。而在每个句段符号占据着历时线上的一个定点时，其同时还有许多构成替换性的隐喻符号也有被选中并且占据这个定点的可能性。此时这些符号垂直于历时性时间线而呈静止的共时关系，隐喻就是在这条垂直共时轴上排列。

一、历史叙事作品的一般转喻属性

就像语言符号的二层性质如果缺失聚合与组合任何一方面的条件其构成的话语都无法传达出意义一样，文本话语中的隐喻和转喻也是彼此制约、彼此依存的，少了任何一方面都不行。但这并不意味着隐喻与转喻的基本构成模式在观照具体文本时毫无意义，事实上，不难发现任何文本话语中隐喻和转喻的成分都绝不是完全平均的，有的文本中隐喻性质占到了绝对优势，而有的则截然相反。由此形成了不同审美内涵的文本话语形式。雅各布森认为诗歌和散文具有文本话语构成上的显著差别。他认定诗是隐喻占绝对优势的文本，其中的意象、节奏、押韵都是停留在垂直共时轴上的可替换符号，人们往往从一种意象中就能察觉到整首诗背后蕴含的未获得明确显示，可以在这个共时点上替代它的一切成分的那个意义。同时，雅各布森认为散文是以转喻占绝对优势的文本，其需要注重因果、时间等关系因素才能前后勾连。尤其是对于叙事文本而言，其作品大都必须说明叙事内各因素的相互关系，重视上下文的意义连结，使之成为能够被读者所在语境的经验所理解的话语。历史叙事是史传文学最为基本的任务，又因为史传文学所传达的是真实历史“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转喻关系是史传文学文本构成的最本质属性。事实的确是这样，从叙事最为简略的《春秋》看，它都必须以转喻的形式构成最基本的事件。如《桓公二年》“滕子来朝”，这段文字记叙的是鲁桓公二年滕国国君来鲁国朝见。一句话仅四个字，首先出现人名“滕子”，滕子所做的事情必须通过转喻关系（主谓关系是转喻性质的）在其后接上“来朝”。这样一件最基本的事件才能表达清楚。

但我们说转喻是史传文学的最本质属性并不意味着在文本话语中转喻会占到绝对甚至多数的地位。相反，《春秋》作为史传文学的发轫之作，恰恰是隐喻的成分占据了文本话语的主导地位，这我们会在稍后详细讨论。总之，对于中国先秦两汉《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这五部本应以转喻的话语构成模式占绝对主导的历史叙事作品的整体而言，却明显呈现出了隐喻与转喻平分秋色、相得益彰的特殊现象。究其根本原因，这是由中国古代史官文化所构建的特殊历史观决定的。

二、中国古代历史认知形态关照下的史传文学文本肌理

中国先秦两汉文学是史官所编次整理或记叙的，而不是小说家。小说家一面面向读者，一面面向自己驰骋虚构的小说世界，在创作过程的两端至少保证了一端的自由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决定所要建构的艺术世界。史官则不同，中国古代设置史官职位极早，至晚在夏朝已经出现了史官之职[3]，他们一面面向的是后世追溯历史的读者，另一面面向的却是真真实实发生的客观史实。他们需要“君举必书”“不虚美，不隐恶”，如实对历史社会的变迁流转进行记录。小说家追求的艺术世界是自己的本有主体意识建构的，而史官梦寐的历史世界却是外在于自身主体的客观史实。因此，中国古代史官在创作的两端都被“陌生化”了，他们需要主动地去认识历史，阐释历史与总结历史。在这种主客相互观照的历程中，产生了我国古代较为稳定的历史意识。郭丹先生将中国古代历史意识总结为四种基本形态：即通、变、具象思维、情感介入。[4]对比之下我们会发现史传文学的话语文本在这四种历史意识形态的观照下会呈现出不同的肌理形式。

（一）“通”——时间历程上的转喻

中国古代的历史认知不同于西方早期历史观念的地方在于，并没有将目光局限于较为短暂的片段历史，而是一直致力于将远古历史发生点与当下历史继发点中的所有过程统摄在一个宏伟的全局视角下。将历史长河中浩瀚繁乱的事件用一条清晰明了的逻辑序列勾连起来。一方面使每一片碎裂史实能够集合在大历史的全局背景下从而产生历史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让分具独特性的事件融会成整个历史的共性。今天人们谈论到某一时代的历史时，总能用一两句概括出它的主要特征如“暴秦”“强汉”“盛唐”“弱宋”等，就是这种大历史共性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通”的历史观并没有将目光仅仅放在已经发生的过去的历史上，而是要“述往事，思来者”，提炼历史的演进规律与经验总结。掌握历史的未来走向，为历史发展供以借鉴，以之为“资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阐释了自己对于文学与历史的思考：“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和必然律判断可能发生的事。”[5]由此看来，中国古代“通”的史观的确已经认识到了历史叙事的根本价值。

在“通”的史观影响下，先秦两汉史传文学所要蕴含的故事广度极大，且故事与故事之间又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尚且无法完全模拟演算几年内一个地区所有事物的运动规律，更何况千年前古代史官只能用竹简等极为有限的书写材料去理清几乎无限的历史因素。于是他们发现了唯有时间可以具备贯“通”古今的能力。所以，史传文学的发轫之作《春秋》采用了编年体的纯时间架构。“以事系日，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将历史事件依次粘连到时间轴上，做到贯通古今。以时间贯通历史的史观形成，也必然决定了史传文学转喻性本质的定型。时间是一维运动的不可逆力量，而依靠时间连接起来的历史人物事件，尽管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隐喻性质“相似性”，但排列在历时横轴上时必然存在一前一后的线性制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通”史观下唯一的可行工具“时间”是历史中各因素能够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这也决定了史传文学必定具有转喻的本质性，因为唯一的时间关系一旦断裂，历史在叙事文本中就绝不能呈现出来。

（二）“变”——因果联系上的转喻

司马迁曾说自己创作《史记》的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变”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认知更进一步。人们逐渐意识到历史并不能简单看作一系列相同因素在时间线上的无限循环。各因素本体上也在产生转变，即历史是变化的。但历史形态的变化只是历史现象的表面，其内在运动的结构实质是因果关系。任何一个事件的产生都必定由上一起原因所引起，同时又是下一起事件呈现何种可然性或必然性的动因。基于此，史官们的历史认知从“变”的表象透视到了因果运动的基本形式，如《左传》所载：“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这种变化就是意在劝谏当权执政者不要错误地认为“君权神授”可以永恒保持，如果不施仁义，不敬礼德，戕害人民，骄奢淫逸，看似稳定的江山社稷、天子宝座就会轰然垮塌。另一个意义上说，不施仁义，残戾暴虐是历代政权倾覆、君王恶终的原因，而不是纯时间的自然演变。又如《论语》所总结的：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6]

这段话很明显地诠释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自诸侯出”至“自大夫出”，再到“陪臣执国命”这种历史表象的因果关系。“天下有道”是礼乐征伐牢牢掌握在天子手中的美好社會结构的原因。相反，“天下无道”是国家大权沦落到诸侯手中的直接原因。“道”是周朝形成的一整套礼乐社会制度，能不能遵守这套制度是天下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后的“自大夫出”再到“陪臣执国命”隐含地说明了大权向下滑落的原因是周朝统治者自上而乱弃仪废礼所造成的。这一切的改变都不是自然时间流逝能解释的。

所以，中国古代历史认知的“变”通过因果内在联系架构起了一座连通历史发展脉络的桥梁。一方面，因果关系首先必须存在于时间的基本序列下，即“因”一定发生在“果”之前，“果”必然发生在“因”之后。他们本身已经蕴含了时间的因素，必须按照历时线性的转喻关系而发展。另一方面，因果二者本身构成了转喻结构，转喻是继发性联想或抽象关系横向组合连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历史认知中“变”所自有的双重转喻性质决定了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叙事的本质是转喻性的。

（三）具象思维——形象与意义的隐喻构成

上古时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仍然大部分停留在具象思维模式上，直到魏晋之后受玄学的影响，抽象逻辑思辨能力才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先秦两汉时期的人们大体只能通过具体的事件、具体的形象来认知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意义和经验都无法通过直接的逻辑论证话语来表述，必须借助于大量的人物形象和具体事例来比附所要阐释的抽象性认知。《左传》通过“卫懿公好鹤”一节对卫懿公形象进行了塑造，总结了荒废国事玩物丧志导致亡国亡民的历史规律。《战国策》中的纵横策士也多是运用寓言故事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以达到游说的目的，比如人们熟知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一节，邹忌通过“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的家庭小故事，上升到“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的国家大故事，之后将其抽象概括为谦听则明、广于纳谏的治国理论：“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一步一步将齐王的思路由具象引向抽象，并且增强了说服力，使得齐王即刻曰“善”，并在全国下令广开讽谏之路。《国语》中亦有不少此种论证。《鲁语下·邵公谏厉王弭谤》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形象地诠释了言论管制的危害性。

正是由于史传文学这种具象认知历史的方法，使得作品中隐喻的成分急剧增多，充满了象征的暗示性。因为具体形象和抽象概念二者本身因“相似性”和“可替换性”相连接，具体形象需要在抽象中显示出其蕴含的本来意义，抽象的概念也必须依靠具体的形象来表达，（对于上古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而言）二者具有一致性。所以从具象思维的历史认知观照角度来说，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又是颇具隐喻性质的。

（四）情感价值取向——隐喻为作者介入建立起桥梁

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作者绝不是以单纯保存历史事实为目的进行创作的。不得不说，从《春秋》开始，孔子关注的就是历史的“工具性”，将客观历史从本体的存在拉进到了为我所用的主体依附。他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以看出孔子作《春秋》的动机是想借历史的外壳来阐述自己的仁礼思想。对这一点司马迁有着相当敏锐的洞察：“夫《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所以，在《春秋》中，孔子首先融入了自己鲜明的情感取向。如《僖公九年》：

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7]

宋襄公是商微子启之后，宋国国君封爵时位列“公、侯、伯、子、男”中最尊贵的“公”级别，但是《春秋》在表述中却称其为“子”，位列卑贱的等级。究其本意是当时宋国的前任君主宋桓公刚刚去世，作为长子的宋襄公依礼应为父亲守孝送丧，但宋襄公却让争霸美梦迷得毫无丧孝之心，反而急着去与各诸侯国盟会企图称霸。所以，孔子指责这种急功近利、违反礼法规范的行为，故意将其爵位称号由尊降到了卑。这便是“春秋笔法”一字一言流露褒贬爱憎的方法，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到作者情感的存在。而恰是“公”与“子”两种语词符号在聚合关系上都集中到了称谓这一种属关系之下，他们的功能相同但感情色彩上具有差异。也就是说，二者同时具备了相似性与可替换性，“公”代表高贵的爵位，“子”代表低贱的爵位，鲜明地隐喻了作者的情感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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