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二年到四年任职杭州期间的白居易略论

丁慧

摘要：本文對长庆二年到四年白居易任职杭州期间的概况做简要论述，虽然关注的时间跨度很小，但这是白居易后期思想和生活重心的转折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诗人完整的生活观念、价值取向和诗歌理论，并从历史的角度做整体把握。

关键词：白居易 杭州 中隐 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0-0101-02

一、白居易的生活经历和江南情结

白居易一生颠沛流离，少年时期跟随父亲东奔西走，战火纷争使他避难至吴越，在江南一带滞留，度过相对安稳的一段时间，对江南的特殊情结贯穿白居易的一生。年过半百的白居易于长庆年间重新回到杭州，心情大好。少年白居易在极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中度过，但这种生活对于成就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家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

白居易早期的仕途较顺利。元和五年，白居易在长安做校书郎，政治和文学创作处于双丰收的时期，积极建言献策，讽喻诗创作数量增加。去职丁母忧又重回官场后便大不如前。长庆二年，白居易终于自请外出为官，到杭州做了刺史，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白居易的江南情结。白居易自请外任的心态已然和之前被贬外任的心态大有不同，他怀抱着一种闲适而外物的自得心境完成了年少时“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的心愿。任职杭州期间，他将在朝堂上未尽的政治抱负化为对当地百姓有益的实绩，年少时便有的江南理想不仅得到了实现，他还尽情享受山水，感受自然，在远离朝堂的自然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

“任何民族性、国民性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任何思想传统的形成和延续，都有其现实的物质生活的根源。”[1]江南地区的文化在格调上是阴柔的，它具有独特的诗性的表达方式，温润中却孕育着孔武的力量。同时江南文化极具包容性，东汉末年佛教传入后在江南地区流传极其广泛，影响了白居易其间的诗歌创作和生活状态。白居易早年间便与杭州结缘，人文与地理环境上，杭州都带给白居易独特的情感体验，所以年过半百仍跋山涉水来到杭州任职。白居易的人生追求绝不只是留下几首得以称道的诗歌，到任杭州后，白居易力排众议，建造堤坝，兴修水利，引湖水灌溉农田，杭州人民安居乐业，并开创了湖山新貌，确立了“西湖”之名。白居易勤政亲民，对杭州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得以发挥，他的江南情结同时得以升华。

二、白居易任职杭州期间的中隐思想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在动态中逐渐成型的，是在他的经历和体会之中完善确立的。他的中隐是以“闲适”为主的，其中包含着面对功名、官位时心态不断调整和逐渐放弃的倾向，也包括对自由自在、恬静生活的愈加向往的倾向。有学者认为白居易自“早期生涯”起便有隐逸的思想倾向：“白居易在入仕之初，就向往真正的隐，并且这是其不久以后形成中隐的思想基础。”[2]但这并不构成他当时思想的主流，只是一种隐约的倾向。直至他退居渭上的时候，他的一些诗文中仍表现出一些隐居和仕宦的冲突。

《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的几句就可以窥得一些端倪：“今我何人哉，德不及先贤。衣食幸所属，胡为不自安。”我们不难看出，在白居易真正过着类似隐居生活的时候，他并没有在闲卧、抚琴、读书中自得其乐，而是为这样未取得功名、荣光的生活感到“不自安”。虽然当时作者只是丁忧，并非隐居，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白居易早期对隐居的真正态度。离朝四年之后，再次回到朝廷的白居易已然不适应朝廷新的生存法则，锋芒太露，惨遭打压，被贬江州，这是白居易人生的转折点，自此开始，“白居易的人生信仰开始了从‘兼济到‘独善'的决定性转变”。[3]任职杭州期间，白居易开始了“中隐”的初级阶段，“在 ‘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之间找到了一个开创性的平衡点，实践方式具体化为‘兼吏隐”。[4]改变了行事之风，用低调、务实的方式施展自己对政事的抱负。白居易做了许多实事，同时还尽情地领略杭州风光的诗情画意，诗人在辽阔的天地之间，乘精神的一叶扁舟，在清寂中重回年少时的乐天，参悟佛、道的玄机。

在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中，隐逸不再是消极避世的态度，而是一种有效调节本我定位和社会环境的情怀，是白居易独特的处世之道。不讲激进，不慕虚荣，不委曲求全放弃原则，不锋芒毕露招来妒恨，“这样一种江湖吟哦的隐逸和低调务实的吏事结合，并驾齐驱，各不相误，正是‘兼吏隐的真意了。”[5]正是“中隐”思想中“兼吏隐”的一步，才让任职杭州期间的白居易平和而充实，留下了不少世人称道的山水闲适诗。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使白居易“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6]

三、白居易任职杭州期间的山水诗创作

任职杭州期间，白居易山水诗数量激增，风格逐步形成：多以某一特定的景点为描写对象，从特定的视点进行写作，从而区别于一般的山水风景诗和行旅诗。诗人更是完全沉醉于杭州山水之间，早春的西湖，遇雨的孤山寺，潮涨的钱塘江，飞翔的沙鸥，傍晚的江楼，种种“钱塘风物，湖山之美”[7]无一不在白居易的笔下大放异彩。

白居易在杭州寻求到自己最惬意的生活状态，他的宅邸宽大，庭院里郁郁葱葱，品茶抚琴，作诗赏物，全无退居渭上时的不安与慌乱。因此，他才能独自同与世无争的沙鸥进行“遇酒多先醉，逢山爱晚归。沙鸥不如我，犹避隼旟飞”（《赠沙鸥》）的对话;他才能在天寒地冻的雪景中依然写出“舞鹤庭前毛稍定，捣衣砧上练新铺。戏团稚女呵红手，愁坐衰翁对白须”（《雪中即事寄微之》）的温润场景。此时，白居易笔下的山水景观沾染了从未有过的欢愉，不仅满园春色令人心旷神怡，面对秋日萧索和冬日严寒，竟也充溢着欢欣鼓舞之色。

白居易对西湖有异常的怀恋，他在描写西湖时也格外细致。如《春题湖上》，用幽深的笔触去勾勒西湖的春景，在作者心中，西湖宛如妙龄女子，早稻是碧毯线头，新蒲是青罗裙带，群山“乱乱”的环绕，湖水平静地“铺”开，松树“排”遍满山，明月“点”在湖心。白居易诗向来以浅俗易懂著称，却不知其字雕句琢，处处传神。不仅描写景物令人神往，更注重音律的和谐、词句的精练。在这些多为七律的山水诗中，或以山水地名相对，或以色彩气象相对，或以植被名物相对，极好地表现了空间时序、山光水色的特征。

从白居易的江南情结，到中隐思想，再到他在杭州期间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这是白居易人生中过得较为坦荡、惬意的几年。长庆二年到四年这短短的三年时间在白居易的人生中并不是最值得铭记的年份，但这是对诗人的人生有重要意义的年份。从此开始，诗人重新拾起了少年的乐天精神，依然心怀劳苦大众，以最浅俗的方式，释放着对世界的爱与批判。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9.

[2]李敬一.论白居易前期的“隐处”意识[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3）.

[3]蹇长春.白居易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4.

[4]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378.

[5]鲍乐.从仕宦履历看白居易“中隐”递嬗及其意义[D].华东师范大学，2004.

[6]张玉璞.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J].齐鲁学刊，2012（4）.

[7]葛立方.韵语阳秋[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31.

责任编辑：孙瑶

编辑整理：科学与财富杂志社官方网站